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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消化生鐵——銀幕上的阿爾茨海默癥

    銀幕旁白2022-10-04 14:35

    ▲《依然愛麗絲》(Still Alice,2014年)電影劇照


    “相比阿爾茨海默癥,我寧可生癌?!睈埯惤z教授如是說。

    看《依然愛麗絲》(Still Alice,2014年)之前,我略有猶豫。那是一部反映阿爾茨海默癥(俗稱“老年癡呆”)患者的影片,它不會讓人好受,也不會有太多的智性利益。我對該病的了解雖不能與專業人士相比,說到結論性內容,倒相差不多。專業和業余人士都知道,這是一種成因不明、苦惱萬端、治療無望、尊嚴喪盡的頑癥,在他種疾病里最令人畏懼的死亡,反倒是該病唯一可以期待的轉機。阿爾茨海默癥可能出現在任何人身上,即,并非自以為生活方式正確、人生態度積極、身體健康、智力卓越且人生處于順風滿帆中,就有望避免它。它不按常理出牌。

    電影《桃色血案》(Anatomy of a Murder)里一位法官認為:“所有的法官都大同小異,區別在于他們的消化能力?!彼又a充道,“我可以消化生鐵?!蔽蚁胝f,我也愿意吞咽銀幕上的生鐵,只要電影優秀就行。朱麗安·摩爾憑此片摘得奧斯卡影后,至少證明影片值得一看。

    阿爾茨海默癥患者的真實言行,幾乎不可能在銀幕上忠實還原,再嚴謹的編導,也難免有所美化,《依然愛麗絲》也不例外。然而,觀眾仍能看到令人揪心、窒息的生命苦難。

    ▲《依然愛麗絲》(Still Alice,2014年)電影劇照

    假如這種病尚存一絲痊愈可能,愛麗絲就最有可能獲得救贖。角色被設定為哥倫比亞大學語言學教授,著有《從神經元到名詞》,是世界范圍內語言學教育的奠基人之一。她的研究內容與阿爾茨海默癥狀也有隱含關聯,其學者丈夫約翰的學術研究亦與醫學有關。那些令普通人望而生畏的醫學概念,倒是這對夫妻的家常言談。愛麗絲意識到大腦出問題時,年僅50歲,她的自我意識是如此敏銳,告知丈夫實情時,丈夫尚毫無察覺。參照癌癥治療中的“早期發現、早期治療”原則,愛麗絲在疾病的萌芽期就捕捉到了它;她沒有諱疾忌醫,為她做檢查的也是一名有聲望的醫師。她沒有不良嗜好,平時喜歡跑步;她有著不錯的幽默感,演講中突然出現失憶,她會用“我就知道中午不該喝那杯香檳”來解嘲。在疾病尚未擊倒她之前,她能準確辨析不同遺忘的區別,當丈夫試圖用自己幾天前忘記了“葡萄糖”的拼寫來說明妻子夸大病情時,愛麗絲告訴約翰:阿爾茨海默癥的失憶,就像某件東西從大腦里徹底消失了,它與偶爾記不住單詞的行為,缺乏可比性??傊?,相比那些晚年才遭遇阿爾茨海默癥的患者,愛麗絲按說擁有更多精力與疾病周旋。

    愛麗絲屬于罕見但并非怪異的早發性阿爾茨海默癥(該病的命名者德國精神病學家阿洛伊斯·阿爾茨海默最早研究的一名女病人,就只有51歲),病因來自家族遺傳。確信自己得病后,愛麗絲教授的努力是驚人的,也極為悲壯。為了抵抗遺忘,她堅持在手機上做拼字游戲,做飯時則在小黑板上記下單詞,隨時檢查。雖然不情愿,她戴上了一個手環,隨時提醒自己是記憶受損者。意識到所有努力都無濟于事之后,她冷靜地做了一個視頻,對著電腦屏幕,她向日后必然面目全非的自己叮囑道:

    嗨,愛麗絲,我是你。樓上梳妝臺上有個藍色臺燈,燈下第一個抽屜里有一瓶藥,上面寫著“就著水把所有的藥喝掉”,然后躺下來睡覺,好嗎?不要告訴任何人你做的事。當你回答不出問題,打開電腦上名叫“蝴蝶”的文件夾。

    “蝴蝶”來自她少女時代的記憶。她初次聽說蝴蝶只能活一個月,很是難過,母親安慰她說:“蝴蝶用盡一生,只為活得美好?!爆F在這也是她的愿望。如果順利,這個視頻將是她憑借殘存的理性和高貴,給自己保留的最后一個機會??上?,當她某天打算這么做時,照顧她的阿姨突然打開家門,愛麗絲驚恐之下打翻了藥瓶,她再也想不起自己要做什么了。此后,她只能任由歲月沉入黑暗,那種連銀幕都不忍再現的黑暗。在這種并不致命的疾病面前,她的年輕反而成了巨大劣勢。

    片名“依然愛麗絲”的寓意,源于丈夫約翰對子女的告誡和祈愿:丈夫希望子女永遠記住母親的聰慧和美好。這個樸素的祈愿,日后被證明是奢侈的。事實上,亞歷克·鮑德溫扮演的約翰,盡管作為丈夫可以得到8.5的高分,最后仍打算借機逃離,把老伴交給克里斯汀·斯圖爾特扮演的女兒來照料。幾乎不能想象,熱愛演藝事業的女兒會長期照顧她,那意味著女兒放棄自己的人生追求。

    ▲《依然愛麗絲》(Still Alice,2014年)電影劇照

    有抱負的成名演員選擇角色時,要么認可其挑戰性,要么確信自己的人生經驗可以賦予角色光芒。我相信朱麗安·摩爾兩者兼而有之,在影片里,她在病情的每一個重要下降點,都給出了令人信服的表演,從最初的迷茫、尷尬、窘迫和恐懼,到日后的眼神散亂、嗒焉若喪,演得絲絲入扣,極為感人。阿爾茨海默癥不存在特別的秘密,也不允許出現神奇反轉,這對編導是一種挑戰,他們安排人物、推進情節時會受到疾病原理的限制。演員面臨的挑戰更大,她不是在扮演一種具有陌生化特質的疾病,熟悉病情的觀眾大有人在,而疾病本身的殘酷也會降低觀眾的娛樂消遣之念,他們甚至會像專家會診那樣鑒定她的表演。演員成功了,這極不容易。

    影片結尾時,景深變化把女主角沒入虛幻中。我們看不清她,也不忍看清她。她不堪設想的人生已然命中注定,我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,如愛麗絲在一次演講中所說:“我每一天都在學習失落的藝術。這是地獄,而事情還在更糟?!?/p>

    附帶一說,影片的聯合編導之一理查德·格雷澤,于電影拍攝前被診斷出罹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癥(ALS,俗稱漸凍人),并在影片上映后不久去世。物理學家史蒂芬·霍金亦有此疾。


    如何評價這類給觀眾帶來煩悶和絕望的影片呢?

    阿爾茨海默癥是人類疾病中唯一按發現者命名的疾病,沒有特別的文化和宗教來頭,既不能告解于上帝,也無法歸罪于魔鬼;它只是人類的現實夢魘。

    阿爾茨海默癥使生活突然毫無指望,它顛倒生命與奮斗的價值,它是“心靈雞湯”的泄藥、勵志學的殺手、感傷文學的天敵。愛麗絲的病因是家族遺傳,這意味著她不僅會拖累家人,還會貽害下一代,盡管她沒有做錯任何事:她是受害者,也是被動的施害者,她的無辜性不亞于任何人。在此之前,她所做的只是使自己變得優秀,她也的確變得非常優秀。這種優秀原本配得上最好的回報,誰知,一種針對撒旦也嫌過重的懲罰,降臨到她身上——即使對撒旦,我們不也得遵循“惡惡止其身”的司法精髓,不作興株連的嗎?

    受票房牽制的電影,常被視為逃避的藝術。一般說來,電影總是表現他者的生活,而非你我的生活,它更擅長制造光明,而非讓觀眾沉溺于黑暗。當然,電影不會屏蔽苦難,表現苦難的電影還容易獲得更高的藝術和道德評價,但銀幕上的苦難往往與觀眾隔著一道現實之墻,編導必須先確保這堵墻矗立著,再努力打破苦難與觀眾之間的心理之墻。觀眾只是苦難的旁觀者,他們從銀幕上體驗同情和悲憫,升華自己的人道主義情感,卻不必當真以為自己也會遭遇這種苦難。有時,影評家為了提升寓意,會將作品境界提升到人類整體的高度,制造一種“一人受難,寰球不安”的效應,但那頂多只是心理效應,觀眾的旁觀者身份并未改變。

    即使那些以展示人間地獄為特征的電影,電影人也不忘增加一點亮色,名片《肖申克的救贖》(The Shaw-shank Redemption)即留了一個光明尾巴,主人公成功越獄,在一個美麗小島過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;以納粹集中營為題材的黑白片《辛德勒的名單》(Schindler's List)非常壓抑,最終仍出現了一抹紅色;《盧旺達飯店》(Hotel Rwanda)、《鋼琴家》(The Pi-anist)和《竊聽風暴》(Das Leben der Anderen)等也是如此,觀眾只要堅持,總能在尾聲得到心情補償。

    ▲《愛》(Amour,2012年)電影劇照

    當然也有例外,如法國電影《愛》(Amour,2012年),僅僅凝視海報上的老人表情,就叫人凜然生悲。影片一開始就宣告了女主人公的死訊:枯瘦的老人躺在床上,身邊散置著失去色澤的花瓣,觀眾的心始終懸著,他們將猜想老太太是怎么死的。在接下來的兩小時內,編導用凌遲般的藝術刀斧,細膩展示了這對恩愛老夫妻的毀滅之路。在老太太中風之前,兩位老人過著平靜優雅的生活,音樂是他們共同的愛好。疾病摧毀了一切,老夫婦萬念俱灰,最終,步履遲緩的老人在巨大悲痛和絕望愛意的支使下,用枕頭悶死了老伴,自己則坦然靜候死神的鐘聲。兩位老人的杰出扮演者也都年逾八旬,?,旀ぁ愅薷沁_到85歲——觀眾曾在《廣島之戀》(Hiroshima mon amour)里見過她明艷動人的表演——這讓我們額外多出一份忐忑。

    就電影來說,拒絕回報觀眾以溫情,苦難場景一路向下,是不同尋常的。但藝術世界與現實世界的一大區別正在于,在藝術世界,違規非但不屬犯罪,往往構成一種真正的崇高。只要敢于消化生鐵,我們的觀影經驗也會得到有意味的刷新。

    晚年罹患癌癥的美國著名知識分子蘇珊·桑塔格,曾圍繞疾病和病人的處境,先后寫下兩篇文章:《關于疾病的隱喻》和《艾滋病與隱喻》,作者從“隱喻”角度——她說過:“隱喻和神話能致人于死地?!薄獙Π┌Y、肺結核、梅毒和艾滋病等疾病給人帶來的苦難,作了博學的考察,兩文閃爍著卓越的人文思想和人道光芒。但是,她沒有考察阿爾茨海默癥,這多少有點遺憾。

    阿爾茨海默癥比她提到的疾病可怕得多。因為,只要大腦功能尚存,人的高貴就不會泯滅,個體依然可以有所作為,罹患癌癥后筆耕不輟的桑塔格本人,就提供了最好證明。在一些科幻片里,如《我,機器人》(I,Robot)和《機器管家》(Bicentennial Man),編導令人信服地說明,只要具備高度仿真的思維和情感表達能力,我們對機器人也會投射出真誠的人類情感。美國著名醫師舍溫·紐蘭教授撰有《我們怎樣死——關于人生最后一章的思考》一書,他在考察老年癡呆者那一章的結尾,用沉痛的語言寫道:

    確診為阿爾茨海默氏癥后,沒有什么安慰病人的辦法。良好的護理,志愿小組以及親友的關心,可以減輕病人一些痛苦,但是這個被人所愛的病人最終還得走過非常痛苦的陰暗山谷,所有的東西已經永遠失去了原來的面貌。這樣的死亡無莊嚴可言。這是自然的專斷行為;是自然對人類有意冒犯造成的犧牲品。


    敢于表現這個題材的電影人是值得敬佩的,即使他們忍不住進行美化。

    影片《戀戀筆記本》(The Note-book,2004年)的情節設計,來自老伴對丈夫的一項囑托:艾莉獲知得了阿爾茨海默癥后,關照丈夫諾亞:“給我念筆記本上的故事,我會記起來?!蹦潜揪碌墓P記本,記錄了兩人的相愛傳奇。

    ▲《戀戀筆記本》(The Note-book,2004年)電影劇照

    這當然非常感傷。自身也有心臟病的諾亞,住進老伴的康復療養院,從此天天為她講故事??偸且灰u鮮紅衣服的艾莉已認不出諾亞,所以,諾亞需要掌握溝通技巧,他每天都必須消除老伴的敵意,只有贏得信任,故事才得以講述。有些讀者可能會想到同年放映的另一部好萊塢喜劇片《初戀50次》(50 First Dates),片中男主角愛上一名記憶只能維持一天的女孩,他必須每天展開全新追求,無論進展多么順利,姑娘次日醒來必然全部忘記,男主人公只能抖擻精神,重新來過,即使在兩人結婚,姑娘懷上孩子以后,重新確認的例行儀式仍不能有一日中斷。觀眾看到的都是浪漫,而假如真有其事,編導省略的內容,定然無比磨人。諾亞的處境更糟糕,就算他偶爾喚起了老伴記憶,該記憶頂多維持五分鐘,艾莉隨后就翻臉不認人,還可能將自己“超級情種”的丈夫視為老流氓。艾莉早已不認識子女,子女來探望時,必須假裝是路人,才有望避免她的無名火。我們知道,阿爾茨海默癥患者常會伴隨一種“感情泯滅”狀態,他們須臾離不開別人照料,又時常表現出對照料者的無視和傷害——對此類傷心細節,編導只能悄悄略過。諾亞是萬里挑一的好丈夫,有著無窮愛意和無限耐心,如此,這個較為勉強的故事,才能繼續。

    ▲《初戀50次》(50 First Dates)電影劇照

    編導竭力把影片拍得美好,為了襯托愛情的感人,諾亞對艾莉由一見鐘情到終身不渝的感情,始于一個滑稽的審美角度:艾莉坐在旋轉木馬上,正以大概每分鐘三圈的速度旋轉,諾亞一瞥之下,竟然確認了自己的終生伴侶。諾亞的求愛方式極為獨特,大多帶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屬性:跳上正在轉動的游樂場大轉盤,單手懸在半空,脅迫艾莉答應與他約會;在深夜的小鎮十字路口,邀請艾莉與自己雙雙躺倒在街中央,觀察交通信號燈的明滅及頭頂的星空;諾亞在公交車上瞥見行走的艾莉,他強行扳動剎車閘,違規下車——絕對是一個需要拘留十天的高危行為。為了掩飾苦難、營造浪漫,編導拼勁十足。

    影片結尾,兩個老人依偎在床上,手指相扣,借助夢境之舟,雙雙進入了天國,一群白色候鳥優美地掠過銀幕,飛回兩人共同的家園。不用說,這是一個只能存在于膠片現實中的場景,于情于理,它都很難真實發生。醫生提醒諾亞,不要對老伴的康復抱有幻想,“老年癡呆是不可逆轉的”,諾亞回了醫生一句漂亮臺詞:“科學不能戰勝上帝?!钡拇_,上帝最好是個詩人,愿意替人類一切美好詞句埋單。

    另一部電影《愛在記憶消逝前》(The Leisure Seeker,2017年)要勇敢一些,并且提供了關于癌癥與阿爾茨海默癥的苦澀對比。

    ▲《愛在記憶消逝前》(The Leisure Seeker,2017年)電影劇照

    一對有教養的老年夫妻,唐納德·薩瑟蘭扮演的丈夫約翰曾是文學教授,海明威的狂熱粉絲,不幸得了阿爾茨海默癥,記憶力差得可笑;妻子艾拉已是癌癥晚期,需要住院。兩人做出了一個非常美國式的決定:開著家里那輛“尋找悠閑號”老款房車,從北方一路南下,直到最南端的佛羅里達,完成一次文學追夢之旅。

    如以距離死神遠近作為疾病的參照,影后海倫·米勒扮演的艾拉,本該更令人牽掛,實情卻非如此。約翰的失憶情況并未達到《戀戀筆記本》里艾莉的程度,他的記憶斷斷續續,偶爾還能流暢背誦海明威的作品,但他一直是情況更糟的那一個,須臾離不得妻子,當記憶突然塌陷,他會撂下妻子把車開走,駛向某個自己也不知曉的地方。艾拉始終有著堅強的理智和判斷力(說實話,作為晚期癌癥患者的老人,她走路的樣子也過于矯健了),她一邊與疾病偷偷搏斗,一邊又隨時準備應對各種意外。意外除了來自丈夫,還包括路上遇到的兩個小劫匪:艾拉從車上拿出了獵槍。

    影片基調不乏喜劇元素,約翰身上那股早期阿爾茨海默癥患者特有的嫉妒心,給觀眾帶來不少笑料。但只要牽涉到這種病,再樂觀的編導也必須遵守其黑暗鐵律:沒有轉機,死亡之路即救贖之門。影片結尾,早有籌備的艾拉,決心與老伴攜手走向大限。她靜靜地給子女寫好遺書,給傻呵呵的丈夫服用了藥片,然后,關緊房車車門,打開事先設置好的一根汽油管道,最后一次睡在老伴身邊,那即將到來的窒息,將替兩人完成超度——肯定不是悲劇,觀眾會認為:這是不能再好的結局。

    的確,只有癌癥患者有能力作此決策,如我們在《依然愛麗絲》里看到的,真正的阿爾茨海默癥患者,沒有終結自身的意志和執行力,哪怕他們更希望如此。艾拉其實也是在完成約翰的愿望,老教授曾在清醒之際提醒老伴,關鍵時刻把手槍遞到自己手上,再吻自己兩下,作為行動暗號,自己就會明白。明顯的事實是,艾拉此時把手槍遞給他,約翰已無法明白過來。

    ▲《我愛你》電影劇照

    自殺等于自救,謀殺等于摯愛,這是阿爾茨海默癥題材特有的敘事。在秋昌旼導演的韓國影片《我愛你》里,一對類似處境的夫妻,也以類似方式雙雙死亡。這類生活中的低概率事件在電影里高頻率出現,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阿爾茨海默癥的可怕:編導一個個被逼得毫無新意。它還說明了一個事實,人類文明在醫學、衛生和食品健康等方面的發展,給人帶來了長壽,卻沒有同時帶給人應對苦難疾病的能力。一些不幸的人——相當于在隨機抽簽的搖筒里抽出下下簽——不得不面臨一個漫長的下降通道,使生命持續地失去尊嚴和意義。這類悲慘主題通常由文字世界負責面對,我們應該感謝電影人的開拓和勇氣,嘗試著在銀幕上“消化生鐵”。


    文章來源:經濟觀察報

    圖片來源:電影劇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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